“减负”与“应试”的博弈，症结不在于纠结中高考考什么、怎么考才能为学生“减负”，而应该明确，中高考最终为了导向什么、“增强”哪些方面的素养要求。

　　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武汉宣布历史退出中考。然而，日前部分学校已停开历史课，学生在其他中考科目上的应试压力和课业负担不减反增——这样的结果，与主管部门的“减负”初衷背道而驰。

　　还有一条新闻，与此形成有趣对照：教育部日前宣布修订国家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标准和办法，连续三年学生体质健康情况下降的学校，将被“一票否决”。这条被称为“史上最严”的体质监测标准，引来众多校长和家长对于体育的密切关注：体育会否纳入高考？岂非增加“应试”负担？

　　教育主管部门通过考试改革为学生“减负”，但在实际中却不断遭遇“应试”反弹——一考就应试、一放就丢弃——这让教育部门无奈。近年来，不少省市将体育纳入中考。以上海为例，中考时两三分之差，很可能就从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落进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而中考体育占30分，“迫使”原本只埋头补习语数外的孩子，抽时间去参加长跑、游泳、篮球、滚翻运动等锻炼。有些家长甚至在初二开始为孩子聘请体育家教，课余补习体育技能。这种“应试”本非教育部门初衷，却对提高学生体质产生了实效，主管部门称“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而对于校长和家长、学生来说，“应试”也属无奈。中高考的指挥棒，决定着学生学什么、怎么学。复旦大学自主招生“千分考”综合测试学生的全面素养，有志于此的学生只能按需准备，否则难进复旦大门。武汉中考取消历史，校方和家长、孩子也清楚，并非历史学习不重要，但其他中考科目仍然要激烈竞争。花时间去学习历史对中考无益，把腾出来的时间加强语数外学习。时间精力有限，“考什么学什么”的“应试”，反而是“减负”的最佳选择。

　　因此，教育部门改革中高考，不能简单地把“减少考试科目”与“减轻学生负担”画等号。近年来，无论武汉取消历史科目的中考，还是各省市梳理减少中高考的竞赛加分项目，包括家长非理性地呼吁“数学滚出高考”……弱化某些科目在中高考的地位，均奔着“减负”目标去。但无论中考还是高考，只要是高利害性的选拔性考试，学生就一定会有应试负担，古今中外莫概能外——哪怕是美国的SAT考试，学生同样要提前数年精心准备应试。考试科目多，学生要广泛涉猎；考试科目少，学生得精耕细作。很难说，考十门功课、门门命题都简单些，学生的学习负担重；还是只考三门课，每一门都要“掘地三尺”、“精耕细作”，学生学习的负担更重。

　　从根本上来说，如果中高考仍是以总分累加按高低排队的方式来录取，无论考什么科目，均无法兼容“减负”的目标——学生最“短板”的学科制约着他能被什么样层次的学校录取，为此要花费大量精力“补短板”。而多数人“补短板”只对“应试”有用，等他考进大学投身自己擅长和喜欢的专业时，最初的“短板”学科基本没有用处，之前加倍努力学习“增负”，此刻已成“无用功”。

　　所以，回到问题的原点，“减负”与“应试”的博弈，症结不在于纠结中高考考什么、怎么考才能为学生“减负”，而应该明确，中高考最终为了导向什么、“增强”哪些方面的素养要求。如当前青少年体质健康堪忧，长跑成为中高考“刚性”要求未尝不可；如果历史人文素养对现代社会的公民必不可缺，那中高考和日常学习可适度强化。当然，中高考最根本的“减负”，应该是多元标准、扬长选拨——基础教育阶段为未来打基础，初高中可以通过日常的学业水平考试，保证学生所有的基础科目达标；在此基础上，高考可以高校自主招生为主，加试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技能，学生各展所长，“短板”应试问题自然可解。（作者李爱铭，系《解放日报》记者、上海师范大学博士）

　　《中国教育报》2014年5月27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