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深度决定社会高度，一个理论思维欠缺的民族，不可能站在文明社会发展的前列，但错误理论引导下的错误决策同样会贻害无穷。有道是“开卷有益”，又道是“资治通鉴”，至于开卷是否有益，得先看开什么卷，因为一本好书胜过珍宝，一本坏书比一个强盗更坏。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建国以来，源自前苏联的民族理论，被无数知识分子阐释升华，于是知识分子的灰色理论引导官员决策，并演绎出包括自治区、州、县等制度，升学、升职、就业、出国等超国民待遇的各类优惠政策，超越宪法乃至超越理性社会基本准则的“两少一宽”措施。请注意，误入歧途的民族理论影响了一系列决策，这一系列制度、政策及措施，导致人口政策、文化政策与宗教政策剑走偏锋，严重影响了全国各个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社会氛围，结果客观效果与主观目标背道而驰。​​

    有一些基本事实，我们无法回避，也无以抹煞。源自前苏联的民族理论引导下，在政治领域，建国初的五族共和识别为五十六个民族，各类政治优待水涨船高；在经济领域，本属弱势群体的惠民竟然以民族身份为前提；在文化领域，各个民族进行语言文字区隔，大修民族史及其文学史，学术研究无限夸大族群细微差异（无视族群共同性），撕裂文化心理鸿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政治、经济与文化三管齐下，日积月累以至积重难返，而追根溯源就是民族理论的连锁反应。我们今天看到新疆、西藏等边疆区域的民族问题、人口问题、文化问题、宗教问题，乃至暴恐问题，如果我们“追寇入巢”或直捣黄龙，就应该深刻反省持续运用了六十余年的民族理论，应该与时俱进而拨乱反正。​​

    新疆诸多问题的成因确实比较复杂，历史现实、内部外部、族群差异、地理条件、发展水平等错综交织，而最为核心的就是“理论误导的体制弊病”。不要随意把目前新疆乱象归结于境外势力鼓噪，甚至兄弟民族离心，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我们自己把内部事务做好了三股势力能奈我何！我指的是理论误入歧途，致使决策偏差太远，沦为自掘坟墓，套用俗谚“自己挖坑自己跳”。众所周知，一个现代理性社会，要保障少数族裔的平等地位和合法权益，就要淡化少数族裔意识，不要再刻意把少数族裔从社会人群中区别出来，突出其族群身份，给予超国民待遇，也就是避免把公民的财富、权力、声望、职业、就业、教育等个人差距与族群身份、族群集体联系起来。今天的新疆，尤其是南疆，怀柔之困，在于无法用物质解决精神问题，心灵智慧的提升惟文化能标本兼治；铁腕之困，在于以暴易暴只能加深隔阂，短期内舍武力又别无他途。一方面，将新疆诸多问题简单归结为经济发展落后，误解为纾解民生，幻想花钱买平安；另一方面，将民族、宗教、吏治、、民主等诸多问题搅在一起，愚不可及地以为推进深化民族区域自治能解套，最终是画地为牢或作茧自缚。殊不知，社会和谐仅靠靠经济手段是缘木求鱼，深化民族意识更是抱薪救火，不仅薪不尽火不灭，而且是火上浇油，边疆民族治理需要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人性是非常复杂的，每个人都是集魔鬼与天使于一身，重要的是如何张扬美好天性，克制不良欲望，即扬善惩恶。好的制度恰好能克服人性中的恶魔，并激发人性中天使的一面，正如哈耶克所言：“坏的制度，会让好人作恶，好的制度，能让坏人从良！”邓小平有一句异曲同工的话：“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让好人变得更好；一个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让坏人变得更坏。正缘于此，制度是社会的基础设施，这个基础不扎实，就建不起和谐社会的万丈高楼；制度又是社会的行事准则，不严密、不规范的制度，会诱使人去钻空子、犯错误，边疆社会治理制度的建设与创新，自然应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然而，我们千万别忽视，任何制度都是基于某些理念或理论架构起来的，制度的深层处一直潜伏着理论的思索者。说到新疆诸多问题，人们潜意识就与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划等号，这是极为荒谬的认知！哪个民族没有坏人？我们汉族也很多人品卑劣之徒！要知道，新疆、西藏等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所谓“民族问题”，追根溯源就是源自前苏联的民族理论架构起来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政策与措施造成的。简而言之，所有这些问题不是哪个民族，包括维吾尔族或藏族造成的，是民族理论与民族区域制度造成的，民族理论又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原动力，是重重黑幕后那一只看不见的推手，我们对此应该深刻反省，并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改弦更张。​​

    如今新疆民族分裂势力抬头，综合治理解决之道说到底是民族理论脱胎换骨，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体制进步、经济建设南移、与文化融合发展。就民族理论而言，为长远计，应该废除高等院校内旨在突出民族文化基因理论的系科或平台，让绑架政治架构的民族学回归到探究文明源流的人类学。就政治体制进步而言，应将全国大肆分省治浪潮提前，巧妙绕开宪法的民族区域自治障碍，仿效元清两朝在新疆恢复建省，甚至以天山为界南北分省而治，拓展国家边疆治理能力。就经济建设南移而言，新疆的困顿在南疆，南疆的窘迫在乡村，强化移民力度，改善人口结构，优化人力资源，促使产业升级。就文化融合发展而言，什么是先进文化？它最终引领到何方？自然是解决新疆诸多症结的关键出发点；培育文化传播高地，建设先进文化示范区，弥合民汉文化心理裂痕，浸润心态各异的民众，可引领文化心态与价值取向。​​

    治疆是一项宏大复杂而艰难的综合系统工程，必然涉及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文化互为因果，彼此推动，犹如三驾马车并辔齐驱，以协调发展。换言之，新疆问题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综合体，解决方式也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综合考量，它需要官员的远见卓识、学者的公道良心与大众的广泛认可而频繁互动，在政治调适、经济发展与文化融合的三维体系架构中，最终让各族群众共享太平安康之福。针对新疆的文明心理裂变，政治是保障，经济是基础，文化是核心，政治、经济、文化加强联动，有助于动员更多的政治资源、经济手段来累积重叠共识，加深问题解决能力，让汉族与各少数族群，以及少数族群之间有效沟通，促进理解。理论指导实际，服务践行真理，思想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只有中央部委、地方政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协同创新，才能促使理论光芒照彻现实歧途多路的迷茫，通向未来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

最后总结是这样，学术理论影响政府决策，政府决策展现为系列政治制度、政策与措施，以及民族政策、人口政策、文化政策、宗教政策，最终演化成今天新疆的民汉冲突、人口结构、文化多元、一教独大等诸多症结。​​

图示如下表：

来源：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IxMzY4OA==&mid=201045824&idx=1&sn=8ec051bf990714900d74e79ff9aec9ee&scene=3#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