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全球化快速发展带来了全球经济分工的细化，即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成为全球的主要市场，俄罗斯、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及中东、非洲和拉美等资源富集的国家主要提供能源资源，全球制造业则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集中，形成了全球经济三极分工合作的局面，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和繁荣。

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与全球经济增速之间的相关关系会变得更加紧密。

9月25日，世界顶尖环境战略研究学者乔根-兰德斯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以《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及世界预测》为主题发表演讲，这也是罗马俱乐部的最新权威报告。

兰德斯预测，在2052年，世界人口和经济增长会比人们预期的增长更慢，但足够引发气侯危机；人类消费的增长会陷入停滞状态，因为国际社会需要花更多的钱用来修复和适应气侯变化；污染危机继续恶化。

对于40年后的世界，兰德斯持较为悲观的看法，“（很多人）目光非常短浅，只注重眼前的利益，不愿意现在牺牲一点点的利益，用稍高一点的代价为子孙后代换取一个更好的未来”。兰德斯希望有更多明智的人，选择牺牲眼前暂时的利益，用更高一点的成本来为子孙后代换取更好环境。但是，他并不认为民主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能克服人性中的短视主义。

而在中国，兰德斯认为2052年同样会面临气候问题，温度可能会比现在高出4度，会有更多的沙漠被侵蚀，同时，上海需要花巨资去维护海岸线不被侵蚀，北京的雨会比现在更多。但兰德斯预测未来40年中国人均收入将快速增长，“到2052年中国人的富裕程度将是现在的5倍”。兰德斯指出中国未来同样会遇到问题和矛盾，比如重大污染、贪污腐败、不公平现象以及社会冲突的增加，但他仍坚信中国人可以完成从农业国家转变为较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以下为演讲全文：

40年前我和我的两位朋友德内拉?梅多斯和丹尼斯?梅多斯一起写了一本书，叫《增长的极限》。在这本书中我们模拟出世界未来发展的12种可能场景，其中有6种是比较悲观的，可能是由于资源缺乏、污染以及缺乏食物和水，造成不太乐观的结果。还有6种情景是比较乐观的、有希望的前景，描绘出的世界未来很有吸引力，欣欣向荣的一番景象。

我们写《增长的极限》时并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源去确定，到底这12种情景中的哪一种会真实发生，只能给出最大的可能性，或者说是最大的一种模拟场景和比较宽泛的结论。我们主要有三个结论：第一，人口和经济规模相比，地球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第二，人们可能在未来的一百年超出地球各种承担力的极限，也就是发生过冲行为；第三，如果人类的经济活动包括人口增长不加以遏制的话，地球会面临各种问题，发展萎缩的局面，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崩溃的场景。

在《增长的极限》出版后的这40年，我们掌握的信息更多了，尽管《增长的极限》做出的预测是人口和资源以及经济不会再过度增长，但人口和世界的经济规模仍然增长很多。国际社会仍然做出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允许这种过冲现象继续发生。人类现在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是海洋和森林所能吸收量的二倍，现在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正在不加遏制的继续上升，而温度也进一步上升。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当时很多人担心能源、食品以及其他资源很可能会枯竭，但是现在证明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资源并没有枯竭。

现在我们比上世纪70年代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这样就不仅仅可以做出场景的模拟，还可以对未来进行实实在在的预测，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去年写了《2052》这本书。在《2052》中我对未来做出非常确切的一种预测，这本书也是对罗马俱乐部的最新报道。

40年后的世界：消费增长陷入停滞状态 花更多钱应对全球变暖

我对于全球未来40年的预测，主要把世界分为这样几个大区：第一个是美国；第二个是中国；第三就是除美国以外的OECD国家（编者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and Development，简称经合组织，是由30多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也就是非常发达的国家；还有一类就是世界上其他的14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非常小而且非常贫穷。把这几个地区的预测总和加起来，就是对整个世界的预测。

首先对世界人口的走势做一个大概的预测，人口在2040年会达到峰顶，也就是80亿，之后在2052年会大幅下降。为什么？第一、在比较发达国家的一些女性，她们会选择工作、事业，而不怎么要孩子；第二、在比较贫穷的国家，一些女性搬到比较现代化的都市，这时候她们知道要孩子的费用会更加昂贵，也会选择少生孩子，整体来说世界范围内女性的生育率普遍下降。

对世界的GDP，也就是商品和服务的整体发展做一个预测。如果世界经济以40年前的速度增长，那么到2052年会是现在的4倍之多。但是我并不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不认为2052年时经济会比现在的规模大4倍，我认为2052年的经济规模是现在的2.2倍。

世界经济在未来40年会放缓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随着人口达到峰顶之后下降，劳动力同样也会达到峰顶之后开始下降；第二，在非常富裕的发达国家，经济逐渐趋于成熟，而在一个后工业化的国家，提高生产力是非常难的。

如果说人们根本没有想到在2052年GDP的增长会比人们预期更慢，这意味着人们可能也预料不到，40年后，包括中国、挪威以及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都会把更多资金包括人力和财力，用于解决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气侯变化的损害以及社会的不公平现象。随着人类走向未来，一些问题会越来越突出，会逼着我们不得不把更多的财力以及人力投入到解决这些问题中。

过去，四分之一的GDP用于发展，而四分之三，也就是大部分用于消费上。在2052年，人类可能会花更多的资金用来修复气侯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治理污染，这种比重会越来越大。

希望大家记住三点：第一、在未来40年，人口增长的速度会放缓，最主要的原因是女性生育率下降；第二、经济的发展速度也会放缓，一部分是由于劳动力下降，一部分是成熟的经济体很难再次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人类花在修复气侯变化所带来的损害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的资金会越来越多，同时还会花更多的资金用来购买非常昂贵、非常稀缺的资源，这也说明消费不会像之前想像的增长那么快。

我们还可以假设，如果未来的技术进步像40年前一样快，能够通过科技的进步来提高能效的话，世界能源的使用将在2035年达到峰顶之后大幅下降。当人类越来越多的使用可再生能源，能源使用量也会变小，同样，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会变小。二氧化碳在2052年的排放量与现在不会有太大差别，不会有实质性下降，但唯一不同的是现在二氧化碳排放增幅是每年3%，而到了2052年，增幅会缓慢很多。

知道未来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很容易计算出全球变暖的程度会有多少，现在的全球温度比工业化之前已经上涨了0.8摄氏度，而40年后的2052年将会超过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的警戒线，即温度上升将超过2摄氏度。

如果国际社会仍然以一种非常不明智的方式继续着现在的行为，直至全球温度超过2摄氏度的警戒线，你们可能会问到，提高2摄氏度结果会有那么糟吗？我的答案是它并不会带来特别灾难性的结果，但可能把世界变的更加复杂，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会更高，可能有更多的风暴、洪涝、森林火灾，同时海平面会上升30毫米。

对于中国而言，2052年的温度可能会比现在高出4摄氏度。由于中国是个内陆国家，不会过多受到海洋变化的影响，但中国的陆地面积可能会有更多的沙漠被侵蚀，同时，上海也需要花巨资去维护它的海岸线不被侵蚀，北京的雨会比现在更多，同时，食物和土地资源也可能出现紧缺。由于气侯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的游客在未来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此方便的观看自然景观，而是需要排长队才能看到这些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

因此，在2052年，世界人口和经济增长会比人们预期的增长更慢，但足够引发气侯危机；人类消费的增长会陷入停滞状态，因为国际社会需要花更多的钱用来修复和适应气侯变化；污染危机继续发展。

还有一些不利因素，比如贫困会增加，也会有一些积极的因素，比如能源、食物和水的供应相对来说会更加充足一些，并不是人们不需要它，而是因为贫困人多了，他们的收入降低，买不起这些食物。总体而言，世界在2052年增长会更加缓慢，气侯变化的影响会更加突出。

2052年的中国：人的富裕程度将是现在的5倍

接着看下几大区的不同增长情况。

对中国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就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也意味着中国人的消费能力有多少。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发达国家，也代表了最强的生产力，从1970年到2010年之间，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但我并不认为在2052年这一局面还会延续下去。

我认为2052年美国人的富裕程度会减少15%，一个理由就是美国是世界上最成熟的经济，劳动力很大一部分从农业转向工业领域，特别是转向第三产业，比如一些服务业、娱乐领域、医疗保健等等，很难把美国的产业进行系统化分类，17%的美国人工作在保健卫生领域，使其国民能够更加健康，但在这一领域提高生产力非常之难。

为什么美国的经济会下降？他们欠中国的债太多，对中国的债务可能占到GDP的三分之一，这些债务是必须要偿还的，也就意味着美国需要进行经济重组。而美国政府无力进行这样的改变，因为美国的民主体制使得决策的时间非常漫长，需要不断讨论决策好不好，会把整个过程拖延非常长的时间，总之，会造成经济发展的下降趋势。

另外一种趋势是以欧盟、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发展模式。它们的生产力下降会比美国少一些，因为它们的负债没有美国那么多，虽然这些国家的决策过程也不是非常完美，但至少比美国的决策要更快一些。

根据我的预测，在未来的40年，中国人均收入将快速增长，到2052年中国人的富裕程度将是现在的5倍，变得很有钱，因为中国也会走日本和韩国的路子，他们从一个农业国家发展成为比较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用了不到三五十年的时间，日本和韩国能做到，中国也可以做到。

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未来会遇到什么问题和矛盾，比如重大的污染、贪污腐败、不公平现象以及一些社会矛盾冲突的增加，还有气侯变化大背景，但是我仍然相信中国人和日本人、韩国人一样有能力，既然日本和韩国可以在有重大污染、贪污腐败、不平等的现象下，仍然在经济上有较高发展，中国人也可以。

另外，14个主要新兴国家，其中有一半会像中国一样，面临很大的发展和经济起飞，而另外一半国家不会有这样大的发展。像巴西、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发展的可能会比较好，而印度、委内瑞拉等国家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

政府需要有强大的执行力才能胜任这样的转变，我不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自由的市场和民主主义就可以完成转变。还是那句话，日本和韩国能做到，中国政府必然可以做到。

而世界上其他140个比较小比较穷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总人口大概有20多亿，他们的发展模式将与过去40年没有太大区别，收入将会翻一番，就比如1970年他们每天以1美元维持生活，而现在的水平提高到2美元，在2052年水平会提高到4美元，但还是非常的贫困。

人类是否应该用稍高一点代价为子孙后代换取更好未来？

为什么我对自己的预测这么肯定？背后是否有很强大的科学依据支撑着这样的预测？如果人类继续选择这条路，继续选择这种解决方案，这样的结果在未来势必会发生。如果我们一直选择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一直选择将短期人均收入最大化，并且追逐最大化的利益和最有利可图的那些行业发展，以这种目光短浅的模式看未来，2052就会是这样的。

这种未来是非常可悲的，这是一种非常可悲的发展之路。其实，解决气侯变化是非常简单的，只要利用现有的技术就可以完成，而且成本也比现在的解决方案只贵一点。但是，我们现在缺乏政治层面的意愿，以及人类集体的支持，所以目前还没有达到一种一致解决问题的方案。

如果要解决气侯变化，仅需要把GDP的2%，也就是把人力和财力由污染最重的行业转向清洁能源的行业就可以。这就意味着要把现在开发石化燃料汽车的那些人转向生产电动汽车，将煤碳行业发电站转向生产光能、太阳能还有生物智能。

这就意味着把传统比较大户型的、墙壁非常薄的房子改造成比较小户型的、墙壁比较厚的、能够隔源的房屋，这样就不需要空调了。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如此简单而我们却做不到？为什么只用占GDP2%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却没有做到？这是因为个人、企业、政府以及整个国家都往往会选择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所以无法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这非常可悲，全世界和人类人性中的短视主义，目光非常短浅，只注重眼前的利益，很多人不愿意现在牺牲一点点的利益，用稍高一点的代价为子孙后代换取一个更好的未来。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政府可以发挥更大的执行力和决策力，同时有更多明智的人，他们会选择牺牲眼前暂时的利益，然后用更高一点的成本来为子孙后代换取一个更好的环境。

我并不认为民主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能克服人性中的这种短视主义，因为民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总会用目光短浅的行为去追逐眼前利益，追逐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用最小的成本解决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可能无法解决这样一个局面。但是现在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总选择用最便宜的电，大家可以用多一点的钱买稍微贵一点的电，这些电力是由风能、太阳能等发出的。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会投资那些对环境有利的行业，除非等到让他们有利可图，或者等到这些发展变得成本比较很低的时候，他们才会做这样的投资。因此从现在到2052年，我并不认为好的局面会发生。

如果人们的短视主义一直存在的话，未来40年我们又如何以一种最科学的方式在个人、企业和国家之间制定出解决方案？我认为企业和民主社会的短视主义会仍然存在，我并不喜欢看到这样的未来，但是向大家呈现出来是我的义务和责任。如果仍然采取这条老路子，我们的未来又会是怎样呢？谢谢大家。

王浦劬专家点评

市场行为和民主政策是否阻碍了可持续发展？

第一，对于未来的自我发展的预测，包括对自然现象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预测，都是巨大的挑战。对于科学研究来讲，最难的就是准确的、有根据的分析和预测自然和社会以及人类自身发展的未来。恰恰在这样一种具有挑战性的命题面前，兰德斯教授和他的伙伴们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做出巨大的成就，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增长的极限》其实提出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可持续发展命题。兰德斯教授今天对未来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做出的预测，实际上仍然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

第二，兰德斯教授自身的研究也有很大发展，比较集中的体现在1972年所做的《增长的极限》报告和今天所做的对未来的预测报告，有连续性也有一点差异。

首先，从方法论来看，基本分析方法有相同性。二者都是比较明显的科学主义方法，不是哲学的方法，都是建立在所谓科学数据基础上。

其次，兰德斯教授在前40年的预测与预测未来40年，他都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身会进一步恶化，发展达到极限。我认为这是他几十年来一直秉持的社会历史观和人类增长观。

最后，对人类的出路，兰德斯教授和他的研究伙伴基本上带有悲观主义历史观的特点。乐观主义认为人类总会想到办法解决人类面临的任何问题，会不断超越自己，人类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在问题本身。兰德斯教授的观点代表了一种悲观主义的思维，人类的未来基本没有出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处理不好的，人类能想到的办法其实赶不上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这可以算是一家之言，尽管某种程度上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在过去40年得到了印证，但人类没有出路未必就是将来的必然结果。

尽管有悲观的看法，但是他毕竟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些想法。他们认为解决问题其实并不是非常复杂的路径，只要用2%的GDP就可以改善环境，使增长实现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兰德斯对未来的预测不能说是像过去40年那样，完全是悲观的历史主义者，也可以称之为半悲观的历史观。

第三，兰德斯教授提出了一个令人思考的问题，要保持人类总体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约束人类发展的各种因素。既然兰德斯教授非常清楚地看到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制度选择和人性选择，是可持续发展的障碍，那在这一方面有什么样的出路呢？

而且他的看法本身也比较有意思，如果说自然因素是所谓刚性因素的话，人类自身的制度因素应该归咎于资本主义，资本的所谓独立行为和西方的民主政策，其实是人类的短视化，最终使得可持续发展成为不可持续。这样的观点非常有意思，因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策实际上是文明发展的所谓制度体现，可是在人类可持续发展面前，兰德斯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意义上，人有人的短视，而人的短视恰恰是来自于这二者，其中的内在悖论确实值得进行深层次思考。

本文综合凤凰网，内容略有增改。

乔根-兰德斯，世界顶尖环境战略研究学者，罗马俱乐部成员，曾因参与撰写《增长的极限》（1972）而成为全球极富争议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学者之一，其后他又发表了《超越极限》（1992），《增长的极限：30年后的更新》（2004）。去年5月，撰写发表《2052：全球未来40年的预测》一书，中文版本将于2013年9月由译林出版社负责发行。专长领域：政策分析研究，人类发展研究，动态系统，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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