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行政系统内部有两个垂直监察系统，一个是官吏的考核系统，另一个是官吏的经济审核系统。

唐代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在尚书都省所属吏部尚书之下，专门设立了考功郎中一职。考功郎中的副职是考功员外郎，其下又有一批属吏，专门负责考核全国官吏政绩，《旧唐书·职官志》说：“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凡应考之官家，具录当年功过行能，本司及本州长官对众读，议其优劣，定为九等考第，各于所由司准额校定，然后送省……”

至于考核内容，则规定得非常细致，叫做：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这四善，是对一切官吏的共同要求。至于二十七最，则是把所有官吏总分为二十七类，每一类提出一个具体要求来。例如对皇帝的近侍官的要求是：“献替可否，拾遗补阙。”就是说，因为是近臣，故以能否对皇帝的政事提出建议、谏劝，作为考核的基本标准；又如，法官的考核标准是：“推鞫得情，处断平允。”这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简直可以看成是同一标准的不同表达方法。其余可类推。这四善二十七最，可操作性非常强，使主持考核的人有明确的遵循标准。

至于唐代考核中的一些具体做法，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且吸取了历史经验的。例如，制度中规定了由给事中、中书舍人监督考核，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其实极重要。考功郎中属吏部尚书，吏部尚书属尚书都省，而给事中属门下省，中书舍人属中书省，与尚书都省是不同部门，这样就可避免尚书都省一家独断，收相互监督之效。另又由皇帝指定威望高的京官二人校考，其思路亦同；皇帝指定则又有某种代表皇帝的特殊身份，被指定者则必兢兢业业地谨慎从事。

同时，“其检复同者，皆以功过上使”，这就是说，监、校这两道考核监督的关口，都不能马马虎虎走过场，都要与考功郎中共同负功过之责。至于，在“功过行能”的考核中，本人写的材料要 “对众读”，考核结论须对被考核者“对读注定”，照顾到了：一、本人写的材料应与周围的人见面，以防虚夸不实或隐瞒错误；二、考核结论与本人见面，使被考核者了解结论，有不当之处亦可申诉。这对防止考核中的弊端，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极关键性的措施。我们今天读时，仍禁不住要拍案叫绝。

每年这样认真细致地、而且是极具权威性地考核一次官吏，这对从消极方面防止贪黩现象，和积极方面促进官吏做好本职工作，都显然能起很大作用。

唐代官吏的考核权集中在吏部尚书的考功郎中，也可以说，这仍是一种近乎垂直的、把考核权集中于中央机构的措施，而非层层由上级考核。这条经验，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凡贪官污吏则必有其在上级的保护伞，若靠顶头上司来考核下一级，则保护贪官污吏的现象，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我们有许多贪官污吏，常常能一贪多年而不暴露，虽经多次揭发而仍在保护伞下岿然不动，正因为此。所以，我们也不能过于轻视了唐代的这项经验。